吳嘉寶 1997.8.3

 

『二十一世紀後半、以至二十二世紀的世界攝影史,是中國人寫的攝影史』 - 吳嘉寶。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句話,我們都耳熟能詳。可是仔細思考,這句話不外是指: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將在的政治、經濟方面,在國際間擔任主導性的地位。不過我們從西方文明發展的例子,可以看見,只要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發達之後,快則三、四十年,慢則,五十、一百年,該地區的藝術、文化必然接著開始興盛。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肯定的說,『二十一世紀後半、以至二十二世紀的世界攝影史,是中國人寫的攝影史』。

 

這,決不是口號而已。其實,國際間的攝影學者,早已經在注意中國人的攝影藝術發展了。一九九六年春天,日本東京就已經舉辦了兩場以中國人的攝影作品為主要內容的攝影展。一九九七年,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攝影研究所的教授,就到台灣準備他的中國香港台灣攝影史整理的計畫。同時也有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班的學生,在台灣進行「台灣的婚紗攝影」的研究。早在四、五年前,日本的朝日攝影月刊、日本電視台,也都陸續的舉辦過中國攝影的專輯。

 

是的,對中國的攝影家而言,現在正是情勢大好的時代。但是,光是坐在井裡,天上的天鵝是絕不可能掉下來的。如果光說不練,最後任何口號都要成為廢話。要讓中國人的攝影作品,成為世界攝影史的主角,完全要看在座的我們,在這幾十年間,能有什麼表現。

 

是的,各位正是未來世界攝影史的主角,只要我們每個人,從事攝影創作時,都用心思考,不是單憑感覺而已。只要兩岸的攝影文化,能像今天在魯迅美術學院所舉行的台灣中華攝影教育學會攝影交流展一樣,持續不斷舉行。讓兩岸雙方的攝影界、攝影教育界,能因此有更多的認識,互相截長補短,彼此刺激進步。為海峽兩岸下一代的攝影新生,開拓更廣闊的視野,更自由的創作天地。

 

『二十一世紀後半、以至二十二世紀的世界攝影史,是中國人寫的攝影史』的預言,必然就要實現。謝謝各位。」

 

以上,是筆者在今年七月時十四日,和中華攝影教育學會的六位會員老師,代表學會前往大陸設在瀋陽的魯迅美術學院攝影系,進行學術交流時,在攝影展的開幕儀式上,以代表團團長的身分,所作的致詞。

 

在致詞的同時,浮現在筆者腦海的,其實是幾個曾經在台灣出現的場景。

 

一是去(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在中華攝影教育學會於台北新店舉行的會員年度大會中,對著與會的會員解釋,當時筆者為什麼要提出「人像攝影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構想,當時筆者就舉出:不管有多少自命不凡的台灣攝影藝術家如何討厭、或不屑台灣的婚紗攝影師所拍出來的婚紗攝影照片,但是台灣的婚紗攝影,在亞洲的日本、韓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已經成為一種典範、在國際的攝影商業與學術間成為注目的現象,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就生長在同一時代、同一地區,以研究攝影學術自稱的我們(指攝影教育學會的會員老師們),「現在」、和「眼前的台灣的婚紗攝影」豈不是,我們可以就垂手可得的資料寫出國際間第一手攝影學術論文的最佳時機嗎?

 

記得當時筆者就呼籲會員老師們,把握機會,用一年的時間進行與台灣的婚紗攝影為主題的各種商業、社會、技術、等田野調查的研究,好在該年十二月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與學會邀請來的國際攝影學者平起平坐地同堂討論。非常可惜的是,一年之後,並沒有任何老師撰寫與當今台灣婚紗攝影有關的論文。不僅如此,筆者還清楚記得,學會中甚至還有許多為人尊敬的老師,不只一次的在公開場合中,以嘲諷的口吻認為筆者所提「台灣婚紗攝影在國際間備受矚目」的說法,是過分誇張,枉自尊大的,吹牛的看法。

 

另一個場景是,去(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中華攝影教育學會在台北舉行的「'96 人像攝影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最終的座談討論時,記得有一位會員老師對與會的日本學者提出這樣的問題,問題的大意是:「在西方強勢文明的宰制下,我們東方的弱勢文明應該如何自處?」。筆者清晰記得,橫濱美術館的主任研究員天野太郎當時的回答十分精彩。他回答的大意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從來任何沒有任何西方國家的學者,說過西方文明是強勢文明,東方的文明是弱勢文明。倒是曾經看見許多東方人,自己認為自己的文明是弱勢文明,而自怨自哀。......」

 

第三個場景,並非特定的場景,但是相信一定會有許多讀者,或年輕的學生,比筆者更常遇見的,就是:總有許多攝影家喜歡在公開場合中,尤其是喜歡在自己的助手面前抱怨說,在台灣做攝影沒有前途,幹攝影會餓死......等等喪志、喪氣、自怨自哀的話。更可怕的是,有許多站在大學講台上教攝影的老師,也經常這樣對學生說。

 

第四個場景,也非特定的場景,而且一定有更多讀者、更多朋友比我看得更完整齊全、更仔細的,就是黃飛鴻的男兒當自強的系列電影。

 

從這些類比,相信讀者應該不難理解筆者想要說的是什麼。

 

是的,不要枉自菲薄。即使台灣的攝影比歐洲的起步,慢了將近五十年,但是,我們其實還擁有很多。而且就在從現在開始往後的五十年,有太多的機會都在我們的手中。這些無窮的機會,如何發揮它應有的價值,端看我們對我們自己如何建立「自我認同、接納自己的本相」而已。也就是,即便是在攝影藝術上,如果我們懂得如何「去看待、去珍惜我們自己現在所擁有的」,其實我們是非常富有的。也因此,想要在國際的攝影社會之間,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其實是不難的。請再回想一下,台灣的婚紗攝影和去年筆者在東京銀座舉辦「台灣攝影的新世紀」攝影展成功的例子。

 

去年十二月中,筆者應邀前往韓國濟州島,在該地舉行的「亞洲青年攝影研習營」中發表演講。會後就有兩位韓國青年上前告訴我,他們是正在漢城開業,自營婚紗攝影的老闆。他們希望能有機會到台灣的視丘攝影藝術學院,學習婚紗人像攝影的技術。詳談之後,才知道,他們已經連續三年,每年暑假都到台灣參加婚紗攝影同業公會舉辦的短期講習。當他們把他們營業的作品拿出來讓我看的時候,整本相簿,和相簿的裝飾,完全與台灣市面上所見的一模一樣。原來在漢城營業的他們,所用的材料,都是來自台灣的舶來品。無獨有偶的,就在兩個星期之前(七月上旬),一位從東京寫真短期大學攝影系畢業(以國際知名的攝影家細江英公,主持校務而為人熟知),現在正在東京視覺藝術學院(原來的東京寫真專科學校)教攝影化學的老師佐籐等先生,在談話中告訴我,他的一位大學同學現在正在東京市郊開設一家婚紗禮服公司,這家公司不但攝影的方法、禮服、店頭的布置、等等一切都模倣台灣的婚紗禮服店,就連相簿、裝框等材料都是從台灣進口而來。事實上,近兩三年來,視丘攝影藝術學院日間部的同學,每一屆都會固定有二至三位,是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或印尼的同學。再加上今年春天,一位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班的學生,為了想要在台灣進行「台灣的婚紗攝影」的研究,而前來視丘報名想上婚紗攝影課程。都在在證明「台灣的婚紗攝影,已經成為亞洲各國人像攝影的典範,更成為世界同業間矚目的現象」一語,並非子虛烏有。

 

台灣的攝影家的藝術成就,為國際人士肯定,除了一九九六年春天在東京攝影美術館,「亞洲人的視線-躍動的亞洲」展覽中,鄭桑溪、張照堂、高重黎、吳天章、陳順築、周慶輝等人的作品,讓日本攝影界驚訝台灣攝影文化的水準,竟然如此之高之外,去年十二月上旬,應邀前來台北參加「'96 人像攝影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天野太郎(Amano, Taro 橫濱美術館主任研究員),在參加陳順築的攝影個展之後就曾說,可惜他太晚認識台灣的攝影家了,要不然他在今年二月舉行的大規模國際攝影展「絕對的風景」(邀請了大陸攝影家馬小虎的作品參展)中,就一定會邀請台灣的優秀攝影家參加展出。

 

但是,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所在、目前所擁有的,無法自我認同,總是認為自己的文化在國際間是弱勢的、是不足取的、是可恥的,因此,在研究上總是放著垂手可得的第一手資料不去研究,而總是想:能夠將艱澀的外國論文,用更艱澀的中文名詞,翻譯成中文,讓讀者丈二金剛摸不著頭,就好像比較有成就感,就沾沾自喜;或者因為外國人說:你們的英文會名的縮寫「似乎有別的意思」,就急急忙忙的想要趕快全盤否定自己的原名,趕快改名,而完全忘了當初自己的會名,是不知經過多少會議,集多少人的智慧,才決定出來的(這倒不禁讓我想起兩父子騎驢過橋的故事);的話,我們就要註定在任何一種領域上,都要「赤貧」一輩子。

 

也必定在任何領域上真正的「弱勢」一輩子。當然,我們更不應該枉自尊大,以為台灣曾經是(只是「曾經是」而已!)亞洲經濟五小龍之一,有過區區一些經濟成長,就比誰了不起到哪裡去了。甚至以為,以台灣的攝影水準,到大陸去進行學術交流,是「付出」而非「學習」,用算盤算絕對算不合。或是以為與大陸不可能有什麼「學術」交流,帶著家屬進行「感情」交流倒還可以。這種有如龜兔賽跑中兔子的心態,其結局,已是不想可知。

 

不應該枉自菲薄,又不能枉自尊大,更不應該坐井觀天,哪該如何是好?

 

淺見以為,不論自己是攝影創作者,或攝影教育者,或攝影傳播媒體的負責人,都應該隨時尋找跨文化領域的參考座標、隨時參照跨族群地域的準繩。讓我們的視野是全方位、是全領域的、是多元並重的、是有前瞻性的,正是最佳的答案。

 

這正是筆者在一九八九年,用盡當時視丘攝影藝術學院的所有資源,率先組織成立「全國攝影教師研習會」,並在第二年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攝影教育協會」(現已改名為中華攝影教育學會)時,一貫主張,學會每一年都應該邀請國外的專家學者,前來大會中發表演講,儘可能要與更多地區的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主要思考依據。

 

同樣是邀請國外的攝影學者,當前幾年我們邀請的是日本、韓國的學者的時候,似乎還蠻順利的。但是當學者是來自香港、或第二度邀請來自大陸的攝影教授時,就遇見許多阻力了。原因當然不外乎,邀請的錢,用得划不划得來的問題了。

 

就如同筆者在許多攝影課程中,常說的:「任何人不可能自外於世界。因此,人與外在環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內在(回憶、感情、思考)的關係,對任何媒體的藝術表現而言,都是最有價值,而且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一樣。筆者以為,我們既然生長在台灣,就不可能自外於台灣的內在和外在的環境。台灣的內在,是我們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擁有的共同回憶的關心,是前面所說「自我認同」議題的核心。台灣的外在,正是香港、大陸、新加坡、韓國、日本等環繞著台灣以儒家思想為文化根基的地區。筆者淺見以為,對我們日後的攝影創作、攝影教學的「源遠流長」而言,我們和以上五個區域之間的交流,其實要遠比我們和美國、歐洲各國之間的交流,更加來得重要、更加有益的。

 

必須聲明的是,筆者如此言論,並非以為我們與美國、歐洲之間的交流絕對不需要的。而是,相較以往我們對「學術交流」的刻板印象與傳統認知(總以為要與「先進」的交流,才有「學習」的意義可言),筆者以為上述五個,台灣想躲也躲不掉的「鄰居」與「腹地」,尤其是與台灣有血緣、種族關係的香港、大陸,才是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尋找「源遠流長」的題材與創作思考的主題時,最為重要的「文化倉庫」與「參考座標」的所在。

 

如果以筆者經常提及的:攝影的本質不外「人的本質」、「視覺的本質」、「作品的本質」的三個角度來看,對於視覺的本質、製作作品時所需的材料與技術、思考影像的本質時所需的影像思考理論......等等,固然需要吸收來自歐美先進國家的理論與科技。但是,就三大本質中,能讓作品最有生命力、最經得起時間與空間的轉移的考驗的「人的本質」的思考,卻是必須從前面所說的「文化倉庫」中尋找。

 

因此,筆者以為,我們與上述五個台灣的鄰居與腹地之間的交流,不但重要,而且還應該儘多一點、儘量常態化一點。這也是筆者以為台灣攝影要能在有限的地域、從有限的文化庫存中,持續走出一條活路,要能在『二十一世紀後半、以至二十二世紀的世界攝影史,是中國人寫的攝影史』之中,還能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唯一方法。

 

是的,機會總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馬上就要(其實是,已經開始)到來。我們到底已經準備好(能夠一點都不心虛的)上台當未來影像世紀的主角了沒有?

 

不,也許對許多到現在還不願意站到院子,望外看看四周鄰居長相的朋友,也許我們應該這樣問:問,我們還要轉身向外,向著西方的奶嘴,貪婪、兇猛地不斷吸著西方的奶水到幾時?我們是不是應該問問自己,前幾年、不,也許應該問,前面十幾年來,我們從西方的奶嘴吸進來的奶水,現在是否已經徹底消化了?是否已經把那些生腥的奶水、那些艱深難懂的超現實的、形上的各式影像理論,和我們腳下這塊散發著撲鼻泥香的土地,用我們的鮮活的語言,融合在我們的結結實實的體溫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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